本文作者
蒋蓉，文革中当过知青、工人。1978年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，毕业后在西南农学院（今西南大学）马列教研室任教。1986年到珠海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工作。现已退休。
写这篇文章，内心非常忐忑，因为不能预知后果是否恰恰背离了初心，但我还是鼓足了勇气。
虽然历史没有如果，一切都不可能重头再来；虽然父亲到最后也不知道，我们其实是理解他的（尽管他对母亲的霸凌态度，让我们无一例外地站在了母亲一边），只是因为他的脾气，我们从来不敢和他一起，直面他不愿意提及的往事。父母都是带着遗憾走的，也因此给我们留下了沉重的遗憾。我袒露这段我们家被深埋的痛，是想让天堂里的父母知道，我们和他们之间，除了血脉，还有懂得。
——题记
我的父亲母亲，在人生这个大舞台，上演的是一出悲剧，拉开他们人生悲剧大幕的，是1958年那场“交心”运动。目前，网络上似乎已经找不到这场“交心”运动的官方解释，也许再过一些时间，1949以后的一场场运动，官方的解释都会被渐渐抹去。我搜索了一下，现在还能查到一些私人撰文，记录这场发生在1958年的运动。不过，我母亲在世的时候，告诉我是1959年。不知是否运动开始的时间有地方差异？或母亲的记忆有误？我在网络上查到一篇文章，“1958年‘向党交心’运动的前因后果”（作者李昌玉），文中记载：1957年的反右运动之后，1958年高校还开展了一个“向党交心”运动。这个运动并不面向全社会，是一个“人民内部”的政治运动。但“向党交心”当然不是交“红心”，而是交“白心、黑心”，最后要落实到对每一个人据此划分政治属性。这个运动开展于1958年3月，全称叫做“双反(反浪费反保守)双比(其意不详)、横扫五气(官气、暮气、阔气、骄气、娇气)、红专辩论、向党交心、拔白旗插红旗的全民整风运动”，但在实践上，在我的记忆中，主要叫做“红专辩论、向党交心、拔白旗”运动。关键就是“向党交心”。…… 通过这些思想改造运动，进一步改变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，搞臭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，批判了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学术方向，坚决地开展了两条道路和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，为全面彻底地进行教育改革，打下了有力的思想基础。李昌玉还指出，在许多没有完成打右派任务的单位，“交心”运动又叫做“整风补课”，根据交心材料，补足尚未完成的“反右”名额，照打右派。在这个意义上，“交心”运动就是“反右”运动的扫尾和补充。也许西南师院的反右运动任务已经圆满完成，所以，没听说后来的“交心”运动继续打出右派。然而，这场“交心”运动，是父亲、也是我们这个家庭，噩梦的开始。1949以来，土改，肃反镇反，三反五反，知识分子改造到1957反右，轰轰烈烈的运动马不停蹄。父亲不但有了被划为地主分子的父母，又有了两个“右派”弟弟，加上无法切割的我母亲一大家子台湾亲属，背景颜色已经变得如此灰暗复杂。父亲知道，稍有舛错我们家将会遭遇的，是灭顶之灾。他如履薄冰谨小慎微一路前行。但是，依然有一点成了他的认知阙如，那就是他不知道，个人隐私也是不允许存在的，试图隐瞒也会升级为重大政治问题。好不容易避过了一场暴风骤雨，紧跟着一场绵里藏针的“交心”运动，令他无处躲藏。
1953年，时年30刚出头的父亲被学院选送到北京师范大学进修。那是一个相对风平浪静的时段，没有大范围震荡的政治运动，对于底层民众，就是一段山清水秀，天蓝云白，风和日丽，岁月静好的幸福时光。父亲能去北师大进修，当然是被学院重视的体现，看起来前程将是一片锦绣。30来岁毕竟还年轻，不太容易在名和利面前保持清醒淡定，估计他内心因此产生了一种叫做春风得意的情绪，人太过于得意，往往会找不着北。北师大进修为期两年。同时被派去的进修生中，还有一位本系的女教师。父亲和她在北京发生了婚外恋情。婚外恋情是如何发生的？又发展到了什么程度？一切对于我们都是谜，关于这段生活经历，父亲在以后的几十年里非但绝口不提，还在各种场合寻求机会予以间接否认，也没留下任何文字记载，哪怕仅仅是记载他自己后来的心路历程。父亲很决绝地，把这段历史带走了。我愿意相信父亲犯的是临时性、冲动型错误。这个错误当然是他本人道德上的一个瑕疵，也确实对我母亲构成了重大伤害。但从他进修回家后的方方面面来看，合符逻辑的推测是，他根本没想过要抛弃自己的家庭。母亲晚年时告诉过我，1955年父亲从北京回来后，他们夫妻关系一切正常。父亲还想要一个女儿，和母亲商量后，到1957年生了第三个孩子，不过没能完全如愿，生的是个儿子。母亲生弟弟前，家里只有我和哥哥两个小孩。奶奶没被遣返乡下的时候，她对哥哥的特别宠爱我毫不知情，不过我很明确地晓得，自己是家里最小的一个人。妈妈突然要生比我更小的孩子了，我这个小小的女孩，肚子里装满了酸醋。我一点也不想要一个比我小的弟弟或妹妹。虽然我不能决定这个事，但我可以用哭声来表达我的不满。母亲就要被接走送医院时，我站在母亲的床头，突然放声大哭。母亲不知道我其实是满心妒忌，还以为我是舍不得她离开。我看见母亲撩起被子擦眼泪，她又请当时在家的四叔五叔把我带出去。四叔五叔带着我在西师校园游了一圈，回家的时候，我已经忘记了之前的酸溜溜的味道。过了两天，父亲带我和哥哥去探望母亲。吃过晚饭天已经黑了，街上灯影稀疏，没有什么闲逛的人，小城也没有公交车，空旷的大马路中间，好像只有父亲一左一右牵着我和哥哥，一大两小兴冲冲地前往妇幼保健院。母亲住的病房，给我的感觉是房间好高啊，贴着天花板的灯，光线幽幽暗暗的。我在母亲床前站了一会，就转身往病房门口走。回来！回来！母亲一着急，嗓门都提高N度了：人家不让看的。我只跟着父亲去医院探望过一次母亲，见到弟弟没有也不知道，唯一留在记忆里的，就只有这么一个小小的“桥段”。为什么是这个“桥段”留了下来，我也不明白。全国的“交心”运动是不是非同步开展，我不清楚。但1958年大跃进高潮迭起的那一年，我父母因积极参加大炼钢铁分别不在家，或同时不在家，还是婴儿的弟弟被扔在幼儿园全托。幼儿园大班的我和刚刚进小学的哥哥，被托付给同事照管的情况经常发生。印象很深的有中文系的邱叔叔，中文系的陈孃孃和教育系的管叔叔。一遍一遍搜刮记忆的仓储，也找不出忙碌到见面时间都极其有限他们，发生激烈争吵的情形。父亲的情况，现在只能根据母亲后来的追述，和我自己幼年零星的记忆，做一些合符当时状况，同时也合符逻辑的推测。1957年的风暴，父母都小心谨慎地避过了。没想到在狂风暴雨的末端，还连带着一阵横扫范围和威力都不是特别大的旋风，父亲今后几十年的生活，被这阵旋风彻底搅碎了。“交心”运动开展以后，父亲内心应该相当矛盾。原本，父亲以为在北京发生的感情出轨，纯属私德问题，和政治运动挨不上边，只要双方回家后不再继续来往，大家守口如瓶，就可以从此深埋，永远不见天日。父亲可能打算一辈子不让这件事曝光，影响自己的名誉，影响自己的家庭，影响夫妻感情。和“反右”运动铺天盖地的阵势相比，“交心”运动确实柔和得多——规模收缩了，不再有全社会轰轰烈烈的浩大声势；方式修改了，不再是面对面揭发当众批倒批臭。可是，钝刀子割肉或许疼痛更胜；隐形刀子切割，就只见鲜血汩汩流淌却不知伤口从何而来了。“交心”的时候，只有代表组织的领导在场，看起来是保护个人隐私的有效方式，但对“交心”者要求很苛严，他们必须彻底剖析自己，把内心属于资产阶级的丑陋思想和行为毫无保留地向党坦白，也就是李昌玉的文章中所说的“交‘白心’‘黑心’”，类似于教徒向神父忏悔，不得有任何隐瞒（文革时更是发展成为全民“狠斗私字一闪念”）。党组织将根据知识分子们交心的主动程度和坦白的内容，划分他们的政治属性，最后决定个人的前途。父亲原来打算永远埋葬的那点个人隐私，突然就变成了有没有决心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行为决裂，愿不愿意彻底改造自己，对党忠不忠诚的重大政治思想问题。原本可以隐瞒的私德问题，升级成了不能隐瞒的重大政治思想问题，这让父亲乱了方寸。对父亲来说，比其他人更多了一层艰难，“交心”运动，让他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：如果父亲主动“交心”，就会出现两个后果：其一，先于女教师主动“交心”，他就成了首先的背叛者，客观上起到了“陷害他人”的效果。而不诬陷他人，是1957反右运动时，父亲就坚守的底线（“父亲走了”一文中有详细描写）；其二，他主动了，那个他不愿意示人的隐私，必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。此时已经晋升为讲师，还带了至少两名助教，且一辈子把面子看得比命还重的父亲，将无颜面对同事、学生和家人。这两个后果对父亲来说，都是绝不愿意见到的。而如果父亲继续隐瞒，女教师先于他主动“交心”了，父亲就成了被动一方。作为高级知识分子，他当然懂得“坦白从宽抗拒从严”这个被广泛宣传且已深入人心的简单道理。他不主动“交心”，就成了被揭发出来的坏分子，不但颜面不保，之前一系列政治运动中被处罚的人那些可怕结局，也是摆在父亲眼前的严峻警示。无论父亲主动还是不主动，那一刀都将是血淋淋的。父亲当然不敢赌女教师有“两肋插刀”的义气。“交心”运动，成了父亲和那位女教师之间的博弈，他内心的冲突达到了可承受的极限。父亲内心的雷鸣闪电，外溢成了他和母亲之间的暴风骤雨。记忆中，大约在我进入小学前后，父母之间开始动不动就擦枪走火，这和后来母亲告知我的情况吻合。母亲说，有一个较长的时段，几乎每天中午下班回家都会被父亲莫名其妙地找茬儿发脾气，她一气之下干脆中午不回家了，就在办公室午休。虽然母亲不知道父亲究竟出了啥事，但作为一个妻子，天天面对一个爆炸状态的丈夫，只要不是傻瓜，都会产生最悲哀最伤痛最绝望的联想。五叔后来跟我说，1959年我母亲参加西师招生工作，住在重庆大学招待所。她打电话约见在沙坪坝一中读高中的五叔。叔嫂二人见面时，母亲泪眼婆娑，问了所有蒙在鼓里的受伤女性都会问的话：“你大哥是不是外面有人了？”五叔和我父亲，年龄相差18岁，这个差距让他们兄弟有着两代人之间的鸿沟，他们平时基本不沟通，更没有推心置腹的交谈。五叔很抱歉地告诉我母亲，他啥也不知道。父亲和那位女教师，后来都选择了主动“交心”。父亲深挖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思想，把自己灵魂深处的丑陋和错误行为毫无保留地摆在组织面前，请组织批评帮助，以便自己放下包袱轻装前进。当然，父亲最大的愿望，应该是希望组织能帮他保守秘密，保住他的面子，保全他的家庭。组织出于什么考虑母亲不知道，二十几年后我听说了也想不明白。母亲告诉我，父亲“交心”不久，组织就找母亲谈话了，和盘托出。母亲当时只有一个感觉，五雷轰顶天塌地陷。父亲和那位女教师的事，也很快就在系里人尽皆知，父亲颜面扫地了。那时的我们还是幼小的孩童，根本不可能为母亲分担痛苦。母亲是一名知识女性，她不会撒泼打滚；可她又是一名观念传统的女性，绝对没有沾染过革命时代激进的杯水主义，让她把父亲几年前的感情出轨当作空气，她也做不到。母亲在大陆没有任何娘家亲人，满肚子的苦水无处倾倒，雷电霹雳之后，她茫然无助。父母结婚的时候，父亲曾经信誓旦旦对外公保证：“爸爸，在经济上，我可能给不了凤瑛富裕的生活，但在精神上，我保证让她一辈子幸福”。这才过了十余年，父亲的保证音犹在耳，离一辈子还差得太远太远。母亲仿佛跌入了一条冰河，往下沉，没有挣扎，无力挣扎，只是看着那些曾经绚烂如极光、璀璨如星河的希冀，寂灭。父亲完成“交心”以后，还没来得及舒口气，一系列意料之外的副产品，应该也把他砸蒙了。在老家就养成霸道和坏脾气的父亲，在这种情况下大约不会反躬自省。他的满腹怨怒迅速叠加：比如对泄露他个人私密的巨大失望，比如对自己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彻骨悔恨，比如对一个再也不能修复的破碎夫妻关系的深深绝望……，一切，不敢言说也无处发泄。父亲渐渐变成了一个性情乖张乃至有严重心理疾患的人；母亲和我们几个子女，也从此陷入了与周围基本正常的家庭，完全不同的家庭情感生活之中。母亲叹气：唉，你们三个娃娃我一个也舍不得。都给我，我又养不起。父亲不愿意离婚，也许主要的是因为面子。不过，在当时的大环境下，应该不能忽略他有尽可能及时止损，自保和保护自己后代的主观愿望。毕竟那个年代，知识分子离婚，绝大多数是因为一方背上了被强加的“政治问题”锅——比如一夜之间变成了“右派分子”。父亲若离婚，暴露于大庭广众之下的离婚原因，不是“政治问题”，而是在很多人心中比“政治问题”更加不堪、更会被人唾弃的私德问题。底层民众，对“男女问题”的兴趣是经久不衰的，各种八卦口口相传，演绎出千奇百怪的版本。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，或隐蔽一些，含蓄一些，而本质并无不同。那样的话，父亲将成为满城风雨中的孤岛，一出门后背就会溅满鄙视的口水沫子，如何还能在高等学府里为人师表，他的子女又如何能在鄙夷目光的包围中生活、成长……1978年，我们和台湾的外公取得了联系。父亲得知后目眦尽裂暴跳如雷：“你们又要害我家破人亡了。”细思细品，那一个“害”字，隐藏着父亲的多少心酸；那一个“又”字，更掀开了父亲内心从不告人的深深伤痕——他曾经被害得“家破人亡”。当然，这个“人亡”，不是生理性的死亡，而是对于父亲和母亲，本质上，他们在对方的生活里，早就“死亡”了。父亲和母亲，有没有努力挽救过他们的婚姻，我们都不清楚。但在少儿时代，我见到过母亲生病卧床时，父亲给她喂药喂饭那种悉心关怀，也经历过他们和颜悦色相处的日子。记得有一次，家里炖了一只鸡。孩童时代，我们这样的家庭也不是经常能够吃到鸡的，所以家里炖了鸡，过节一样喜气洋洋。开饭的时候，父亲和母亲把鸡腿互相夹来夹去。我没看懂父母的谦让，傻乎乎地把筷子伸到汤锅里，傻乎乎地说你们不吃，我来吃。坐在旁边的哥哥狠狠地瞪着我，那眼神一下子把我灼出了强烈的羞耻感，鸡腿我没吃，而且从那以后，我再没有在饭桌上“抢”过大家都喜欢的好菜。大饥荒时期，父亲在成都编教材两年，不知他们是不是有某些特殊供应，他不止一次给母亲寄回来一种食品，叫做高蛋白粉。现在看应该是黄豆炒香后磨的粉，在当时属于比较高级的营养品。我们在家里，也把定量供应的那点肉积攒起来，寒假期间，哥哥天天在家门口举着一根竹竿，上面吊着几条一家人积攒下来的猪肉，用捡来的树叶枝丫熏，做成腊肉等父亲回来才吃。父亲回来的时候，家里恢复了久违的祥和，父母之间互相称呼，都省去了姓。上小学之前，我就在他们电光石火的争吵中，学会了从他们的眼神里，挑出家庭氛围走向。此时，这些温暖绵软的细枝末节，被我尽收眼底，心里乐出了五颜六色的彩虹。从我幼年零零散散的记忆可以看出，父母的夫妻情感不是一下跌至停板，而是经过了一段较长时间的“渐冻”。父亲的坏脾气，因为和母亲感情日益不睦，夫妻关系名存实亡，逐步发展成为暴戾，以致我们几个小时候，常常是父亲的出气筒。他们夫妻情感真正跌入永冻层，还是在文革“清理阶级队伍”运动时，母亲被挂起来的以后。我们长大了，父亲发火时，再也不可能抡棒就揍挥手便打，他发泄情绪的对象自然而然直接指向成为了“阶级敌人”的母亲。冷暴力、阴阳怪气的语言暴力、分贝直抵天花板的喊叫，成了母亲的家常便饭。母亲在世的最后时段，她从严重的抑郁发展成为老年性精神病。有一阵子，她突然对父亲极端恐惧，好几次我下班回家，都看见母亲抱着中药罐子在屋里转来转去，她要我帮她找个安全的地方放药罐，说父亲要给她下毒。此时，语言的安慰已经不起作用了，我带她去看医生，服用了一段时间药物，再后来就卧床不起了。母亲重病直到去世，都没有得到过父亲一星半点的关心和照顾。母亲临走前，有一天我给她擦身换衣服时，问她，你恨不恨蒋明澄。母亲平和淡定，她说不恨。母亲的泪，也许早年就流干了，后来的年月，父亲和她虽然天天在一个屋顶下，但在她心里，父亲只是一个回忆。此时，学中文的母亲词汇量已经相当有限，但我懂她的意思。她不止一次给我说过，人的感情是复杂的。我明白她指的是她和父亲的关系。几十年浪高风疾，他们的婚姻就是一叶在惊涛骇浪中挣扎的小舟，数度没顶之后，小舟千疮百孔，内容荡然无存；家中，多数日子是仇人相见的煎熬。可是，毕竟父亲曾经是原生家庭关系过于复杂的母亲，沉闷生活中的一米阳光、一缕清风。当年，母亲决定和父亲结婚的时候，她的九孃——已经过世的杨姓继母的妹妹——嘲笑，你嫁到中江乡坝头去吃咪秧儿（很小的意思）红苕。中江地处川西平原边沿，属于丘陵地带，父亲的老家是中江县管辖的一个乡下小镇，和富庶的成都平原相比，确实偏远贫穷，所以成都人讥讽红苕都长不大。母亲并没因此改变自己的决定，新婚期间，官宦家庭出身的她，和父亲一起回到永兴乡老家拜见公公婆婆。土改的时候没收浮财，父亲老家再也拿不出钱，母亲把自己的嫁妆全部送了回去，用于老家退赔。还依稀记得父亲从北京回来那段时间，常常用跑调跑到外婆家的嗓音，自娱自乐轻轻哼唱：“噢在那密密的松林，有一股清水泉，无论是乘车的无论是步行的，都来这儿解渴……”，或者“二呀嘛二郎山，哪怕你高万丈，解放军铁打的汉，下决心坚如刚，要把那公路修到西藏。”后来的几十年，我再也没听到过父亲哼唱那种浪漫欢快的、或阳光励志的歌曲。那个已经远去的年代，和睦和幸福是曾经在我们家里驻留过的。临走的前一天晚上，我睡觉前进她的房间看看她，母亲说，这么晚了你还不睡呀？你要保重好你自己。这是母亲给我的最后关怀。自从外公带着一家人离开再不能回来，几十年里，母亲内心的孤独我们从来不知道。她在外面长期承受政治重压；在家里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怀；她渴望和自己的老父亲再见上一面的愿望，最后也未能实现。母亲是带着遗憾和不甘，离开的。在我们家，父亲一生都展现着强势、满腹怒火的姿态。常常，一点鸡毛蒜皮就引燃冲天大火；还有很多时候，一粒火星都没见到，也会突然发生一场大爆炸。和感情相关的东西都陷落在硝烟战火中烧至焦糊。一阵阵飓风横扫，一次次浊浪覆盖，我们家基本失去了和平相处的空间。1959是父亲毁灭的开端，他做梦都想不到，他心存畏惧，但同时也抱有强烈信任的组织，没有为他保守私人隐秘，让他名誉扫地，让他夫妻从此陌路。父亲的性格决定了他不能忍气吞声，但他也绝不敢冒着前程尽毁的危险，去和组织对抗。他只能把愤怒宣泄在自己的家里，结果，家尚在人未亡，他却基本上成了孤家寡人。没有人愿意接近他，更没有人走进他的内心，要面子的他，亦不可能把他的心事吐露给任何人。他把一切都高强度压入心底，用否定过往和选择性遗忘来舒缓心理压力。就这样，一个高等院校的心理学教师，因为几十年的压抑，还是出现了严重的心理扭曲。因为撰写五叔的回忆，我了解了父亲原生家庭的全部情况，也因此理解了父亲一辈子都处在走钢丝状态的艰难。他一生如临深渊的小心谨慎，不能归结为仅仅为了他自己，毕竟，他有三个子女。我们小时候，他的严厉管教虽然让我们感到惧怕，但我们后来都考上了大学（兄长还攻读了硕士、博士取得相应的学位），因而改变了命运，脱离了最底层的生存状态。父亲曾不止一次从侧面向我表白，为人父，他是尽到了责任的。我的父母都不是名人，他们过的是普通人的生活。和千千万万普通人一样，听党话跟党走，全心全意用认真改造表达对党的忠诚，谨言慎行力求所作所为符合党的要求，小心翼翼避免滑向错误的边沿。以他们无名小人物的身份，以他们在外面唯恐有一步差池的处世方式，本不该被卷入政治风暴的漩涡苦苦挣扎，但他们避坑落井，最终没能躲过从天而降的打击，自那年开始，渐渐陷入无法言说无处倾诉也无力拔出的痛苦之中。他们走了，又是如此卑微，连一颗划过夜空的流星都不是。存在主义哲学认为：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。的确，我的父母都有他们自身的性格缺陷，这些缺陷也是构成他们一生不幸的因子。但，是不是因为如此，就可以否认社会、否认某些无法抗拒的强大力量，强加给他们的额外重负？这种如山的精神重压，又是不是把个体的性格弱点，无限放大成了生命不能承受的沉重？我想以此文记录他们曾经遭遇的横祸，记录他们在那个遥远的历史拐角不为人知的泪水；我想告知当下和将来的人们，这个世界曾经发生过一些什么。像我父母这样的小人物，是如何受到不该遭受的打击，留下了满身的伤痕和终生的痛楚。我还想以此文，告慰我父母的在天之灵，让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里，获得彻底的解脱！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，略有删节
家国春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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